摘要：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 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
文章概览
梁祝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济宁啊？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局副局长、济宁市梁祝研究会会长、著名的梁祝文化专家樊存常先生考证， 梁山伯与祝英台包括马文才，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之间的故事为历史真实事件，而且他们的籍地都在孔孟之乡。马坡是祝、马的故里，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济宁市邹县(今微山县)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石碑，元代济宁市梁祝读书处邹县峄山上有梁祝石像，陈云琴游峄山写有七绝《万寿宫梁祝像》云：“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视济宁马坡时发现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旧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和微山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为明朝皇帝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中国历史上见证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职位最重、权威性最大的一位。而且从碑文中反映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从崔文奎向明朝皇帝“书以奏名”、而至得到当朝皇帝应允“奉敕”到“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扬环书；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额”。可以说重新修缮梁祝墓此事上至当朝皇帝、中央官员，下到江西都昌县事、邹县地方县事及其他当朝名士都参与了此事。由此足以可见：梁祝故事发源地及梁祝二人故里究竟在何处在明朝官方乃至朝廷早已得到确认并达成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贺学君女士，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先生，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叶涛先生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出土仪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的国内新闻媒体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外国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耐宽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昌昌亮，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梁祝故事的产生年代问题，樊存常认为，根据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测，此故事最早应产生于汉代。三国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没有产生此类故事的社会背景，选官制度也不可能让梁祝去追求读书做官之路，唯有社会安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汉代才有梁祝故事产生的土壤。 济宁为中国汉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国大部分汉碑出自济宁，作为孔孟故里的济宁，汉墓众多、规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国闻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龙山汉墓群、任城王汉墓群等，这些都是当时注重厚葬的社会风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考古专家在对梁祝墓周围的墓地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有很多汉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动物兽等。据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以上均为“梁祝觅踪”节目组电视台采访马坡梁祝墓的真实现场视迅猛频报道。同时祝英台所在村庄九曲村发现了大量汉代石碑，微山县马坡乡政府党委宣传干事吴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发烧友，一直在当地民间探访搜集梁祝的有关材料，至今已经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出土后，吴琦又发现了新的重要线索，他从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块残破的汉代石碑，上面刻有几个祝姓字样。这块小碑令他很兴奋，这说明汉代九曲村的确曾经有祝姓人氏生活过。这是梁祝为济宁汉代人极为有利的证明。
无字碑的介绍
无字碑，也称白碑或通俗的称没字碑，指无字的石碑，为碑刻中的一种很独特的现象。无字碑的出现多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历史原因，比如因为墓主的好与不好无法言说，比如最初带有预留性质而最终没有完成，也可能原先有字，因为一些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变成无字等等。无字碑并非毫无价值，像乾陵的无字碑和有来历的碑刻，往往给人明迹如提供联想的空间和思考的平台。
最著名的两块无字碑为：泰山登封台下无字的石碑。据传为秦始皇所立，一说为汉武帝所立。“初疑无字碑，莹洁谁敢文。又怪玉女井，鸟绝何由奫？”（宋·晁补之《谒岱词即事》诗），以及陕西唐高宗李治、皇后武则天合葬乾陵，陵区有武则天无字碑。
在玉皇顶的大门下，登封台的北边。碑高5.2米，碑身上段稍细，顶上有复盖，碑色黄白，两面无字。有人说它是无字碑，但也有人说它是石表或石函。“秦始皇泰山立无字碑，解者纷纭不定。或以为碑函，或以为镇石，或以为欲刻而未成，或以为表望，皆臆说也。”（选自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对于此碑，古代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秦始皇立的，具体又有两种说法，一是因秦始皇的功德之大，难以用文字形容，故无字；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无人会写字了，故无字。当然，这些均无据可考。
第二种说法是汉武帝刘彻立的，一直没有定论。《岱览》的编者唐仲冕，引用了《考古录》中顾炎武的一段话。顾炎武在阅读了《史记·封禅书》和《后汉书》以后，说：“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覆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选自《日知录·泰山立石》）郭沫若在1961年上旬登泰山时，在他写的《观日出未遂》一诗中说“磨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也肯定了是汉武帝所立。原诗已刻成碑立于无字碑的一侧，与明代张铨的诗碑相对（张铨说“袖携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王无字碑”。他认为是秦始皇的）。
无字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区向西北方，五十公里处的乾陵。在乾陵司马道东侧，北靠土阙，南依翁仲，西与述圣纪碑相对，奇崛瑰丽，巍峨壮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陵前并立着两块巨大的石碑，西侧的一块叫“述圣碑（或称述圣纪碑）”，东侧的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述圣碑”是武则天为高宗歌功颂德而立的碑，她还亲自撰写了5000余字的碑文，黑漆碑面，字填金粉，光彩照人。东侧就是武则天的无字碑。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女皇帝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
无字碑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凿而成的是中国历代群碑中的巨制，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量达98.9吨，给人以凝重厚实，浑然一体的美感。碑额未题碑名，只有碑首雕刻了八条螭龙，巧妙地缠绕在一起，鳞甲分明，筋骨裸露，静中寓动，生气勃勃。碑的两侧有升龙图，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线刻而成，龙腾若翔，栩栩如生。碑座阳面还有线刻的狮马图（或称狮马相斗图），其马屈蹄俯首，温顺可爱；雄狮则昂首怒目，十分威严。碑上还有许多花草纹饰，线条精细流畅，因而这座无字碑历来闻名遐迩。
据有关史书记载，唐高宗死后，乾陵的选址、设计以及营建，都是在武则天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作为乾陵地面的主要大型石雕——无字碑也很有可能是当时树立的。又从无字碑与述圣纪碑相互对应来看，很可能两碑是同时树起的。由此看来，无字碑无疑是武则天树立的。这块武则天精心设计并树立的无字碑在整个乾陵陵园的石雕中，不仅因处于显著位置而引入注目，而且以其精湛的雕刻艺术，独特的丰姿韵味，以及种种富于传奇色彩的传激启说故事而倍受青睐，名播八方。游客们到乾陵来，几乎都要在无字碑前驻足，或凝眸注视，或摄影留念，或指点评说。无字碑在无数游人眼中不仅是乾陵的象征，更是女皇武则天的象征。
第一种说法认为，州宽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武则天从公元655年做皇后开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后参与和掌握最高权力达五十年之久。如果从唐高宗死时算起，也有二十一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杰出的女皇帝。她在政治上打击豪门世族，并通过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大量人才进入政治舞台，抑制了豪门垄断；她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并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不断上升，民户数不断增长；她知人善任，破格用人，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虚心纳谏，职是之故，“累朝得多士之用”。她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总之，武则天是一个富有政治才干和理想的人，在她统治期间作过许多符合民众利益的事，稳固和发展了“贞观之治”，把历史推进一大步，并对后来“开元之治”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第一，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后窃居皇位。第二，培养党羽、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廷”的旗号，消灭异己。第三，任用酷吏，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第四，唐初社会经济发展呈马鞍形，而武则天当政时处于最低处。第五，在其当政期间，曾失掉了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职是之由，武则天无法为自己立传，而只能以“无字碑”来为后世定基调。
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武则天当政期间，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的复杂局面中，她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土，为之赞叹不已。但是，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她为了巩固个人的地位，任用“酷吏”，也曾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特别是统治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武则天被迫交出权力，还政于唐中宗，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
一是，继位的唐中宗李显对武则天无法称谓，是称武则天为先帝呢？还是称其为太后？二是，唐中宗虽然是武则天的儿子，却曾被废而复立，因而心怀嫉妒，在李唐王朝中插进一个21年的“武周”更是奇耻大辱，为了雪恨，故意立碑，让她难堪、出丑。三是，如何撰写碑文，评价武则天，一直争论不休，由于没完没了，那碑就始终空着。这三种说法可信之处在于，帝王一般不会死前下诏对如何撰写碑文评论自己发表意见的。
陕西文物研究所在一次考查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的阳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子，经考证，这些并不是后人刻上去的。这些方格子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排列整齐。只有一种可能，它们就是当初准备在石碑上刻字用的，而且已经准备好了碑文。根据留在碑面上的格子计算，碑文大约有3300多字。那么，为什么已经准备好的碑文没有刻在石碑上呢？
历史学家做出了这样的推测：武则天生前已经撰写好了碑文，并交给了李显，武则天叱咤风云几十年，但“玄武门政变”后，武则天被迫让位给李显，将国号“周”恢复为“唐”，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却长期在惶恐中度日，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发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母亲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不说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了一块无字碑。
宋金（公元960—1234年）以后才有游人题字于碑，成为有字碑。但是这些人大都没有正统观念和尊重历史的态度，只顾自己宣泄，逮着一块地方就舞起文来，弄的诺大一通碑成了老和尚的百衲衣，前面的文字漫漶不清，后面的文字又镌刻上去，叠床架屋，一盆糨糊。有感慨莫名的：“女主前朝事，千年恨未平”；有感慨当地百姓对武氏怀念和尊重的，诗云：“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青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郭沫若《咏乾陵》云：“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良田变土田。无字碑头镌满字，谁人能识古坤元。”
由于年代久远，前人后人无法沟通、协调和照应，搞的鸡零狗碎，毫无章法，其中惟有1135年女真文字刻《大金皇帝都统经略记》保存比较完整（旁有汉字译文）。女真文字现已绝迹，因此，碑上的文字成为研究女真文字和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巍巍无字碑，历经宋、金、元、明、清各代，镌刻了许多文字，不仅在内容上自然形成了评价武则天的‘碑文’，而且在书法上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备。说得形象一点，它的确称得上是一部跨朝代的石质巨书。这可能正符合武则天当初立碑的本意。
无字碑多指为功业隆重或德行秽败而难以文字状述者所立的没有文字的碑，后亦用以为典，谓丰碑自在人们心中，例如“功高百世何胜记，宇内常留无字碑。”（选自《天津日报》1977.1.16）。其中著名的两个例子是谢安的无字碑与秦桧的无字碑。“《刘宾客嘉话录》云：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此说亦通。”（选自明·胡侍《真珠船·无字碑》），又如“谢太傅墓碑无字，伟绩丰功不胜记也；秦太师墓碑无字，秽德丑行不屑书也。”（选自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没字碑》）。
位于南京梅岗，为东晋谢安（也称谢太傅）的墓碑，“有石而无其辞，人呼为‘无字碑’”。原因是“以（谢）安之功德，难为称述，故立白碑”（选自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所谓白碑即言碑上无字。在淝水之战中，谢安以八千之众胜前秦符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又偏安38年，也因此之故，为谢安之墓竖一通无字碑，盖“伟绩丰功不胜记也”。另一说法为谢安临终之前，问他请谁撰写碑文，他不语，也有人提到陶潜和王献之，他摇头，直到死也未确定谁写碑文，只好立无字碑了。还有一说是谢安功高盖世，褒既难，贬又不该，只好空着了。
位于南京牧牛亭，“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选自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秦桧66岁病死后，其家人请了不少人为其撰写碑文，由于他“阴险如崖阱，深阻竟叵测”，“晚年残忍太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一时忠臣良将，不避形迹”（《宋史·本传》），所以没有一人为秦桧撰写碑文，于是只好立一块没有碑文的无字碑。
如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下令重修孔子旧庙，庙中立有孔子像，以及两侧的弟子像，又“庙立七碑，二碑无字”。又如安徽凤阳明太祖朱元璋劳老家的皇陵，在二百多长的神道上起点两侧各立两座高大的石碑，均有碑亭蔽护，一是朱皇帝亲撰的《皇陵碑》，一是自刻立之日起就不着一字的无字碑。说起来，明代皇陵的无字碑最多，献、景、裕、茂、泰、康六陵，直到1536年才建成碑亭立起碑，而嘉靖皇帝只想“成仙”，无心撰写碑文，直到他死去，六陵之碑仍是空白。嘉靖以后，历代皇帝只图享乐，疏于学问，自己不便写，干脆就不写了，因此十三陵中留下那么多无字碑。
前者如郦道元《水经注》中就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古碑，如晋阳城南介子推祠的石碑，九嶷山大舜庙前的石碑等等，他当时就说“今文字剥落，无可寻也”，“文字缺落，无可复识”。后者如苏州玄妙观无字碑，出自大名鼎鼎的明建文皇帝的侍读大学士方孝儒之手，那是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方孝儒写的一篇记。银钩铁划，大气磅礴。可是后来因方孝儒违抗圣命，不肯为篡权夺位的明成祖朱棣草拟登位诏书，因此被株连九族，连立在玄妙观里石碑上面的手书也未能幸免，被全部铲除，成为了无字碑。
无字碑在以碑喻人时，为对标格清峻而不为文章或少识文字者的谑称。例如唐朝有个叫赵崇的人，满腹经纶，述而不作，只能夸夸其谈，却不会写文章。“赵崇凝重清介，门无杂宾，慕王蒙、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选自唐·冯贽《记事珠·无字碑》），又如五代时候，后唐明宗要选一位宰相，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有人推荐崔协，反对者认为其不识字，虚有其表，号为无字碑。“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呼为‘无字碑’。”（选自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八）
自古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多少人为了留名，费尽心机自己树碑立传。那无处不见的墓志铭，可谓应有尽有。然而在历史上却有三块无字碑。正因其无字，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块无字碑，在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
武则天是一位褒贬不一、颇具争议的人物。这位女皇帝在位时，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并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可谓政绩昭昭，有案可稽。
同时，这位“开朗”女皇的另一面，却又任用酷吏，滥杀无辜，使不少文臣武将遭受不白之冤；她还一意孤行，大肆建造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特别是晚年的女皇，好大喜功，生活奢靡，更加挥金如土。
也许是这位女皇，当初就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她为自己立下了这块无字碑。她想用无字的空白，留给后人一份神秘的答卷，让历史去填写自己的功过是非。
秦桧是妇孺皆知的大奸臣，他残害岳飞，干尽了坏事，老百姓用各种方式方法诅咒和鞭挞他。他的无字碑不会是他自己设计的。当然，应该是在他死后，人们“奉送”给他的。所以无字，当是人们觉得他确实无颜以对世人，更是无字可写。
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奋斗不息，为推翻封建帝制功不可没，建立中华民国，赢得了世人的广泛拥戴和赞扬。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先生撰写墓志铭，本来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情。不料却一波三折，终归遗憾。
起初，讨论立碑撰文时，原计划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分别撰写铭文和墓志铭。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大家考虑再三，认为惟有与孙中山先生友谊密切，且国学功底极深的章太炎先生能胜此大任。章太炎先生也说：“论与中山先生友谊之深、互知之深，其墓志铭唯我能胜，也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做墓志铭。就这样，章太炎写下了古朴典雅，凝练审慎的《祭孙公文》。
谁知，章太炎当仁不让的拟写墓志铭，也使得蒋介石丧失了一次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此，蒋介石记恨在心，他以中山陵建筑总监的身份和党国代表的名义，拒绝使用章太炎拟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碑亭虽在，却没有墓志铭。后来，不得已而将“天下为公”四字刻于亭中以代之。
后来，人们似乎又觉得，没有墓志铭的中山陵，也许是天意。先生的一生丰功伟绩，岂能用寥寥文字所能表达详尽。此陵无字胜有字，先生的功绩、恩泽，雕刻在亿万人民心中，珍藏到永远。爨龙颜碑
在云南省陆良县彩色沙林西面约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打殿内，耸立着一块古碑，这就是全国著名的爨龙颜碑。它的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爨龙颜碑》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为一千五百四十一年。
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米，宽1.46米，字数亦多，除碑阴题名外，仅碑阳即存文900余字，故称“大爨”。它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 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文追溯了爨换家族的历史，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为后人研究爨换家族及晋南北朝时代的云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碑文说：爨氏的祖先，最早为颛顼，战国为郢楚，汉代为班固，至汉末“采邑于爨”，以为姓。虽其先祖先是否为颛顼、郢楚、班固，难以考查，但爨氏是中原流播南人的汉人则较为明显。
爨龙颜碑，词采富丽，文笔凝炼，富于感情，反映出南中知识分子爨道庆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就书法而言，笔力雄强，结体茂密，继承汉碑法度，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笔画沉毅雄拔，兴酣趣足，意态奇逸。有人将它与嵩高灵庙碑相比，认为“淳朴之气则灵庙为胜，隽逸之姿则爨碑为长”，“魏晋以还，此两碑为书家之鼻祖。”（范寿铭：《爨龙颜碑跋》）康有为说此碑“与灵庙碑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锺繇）实承中朗之正统。”他在《碑品》中将爨龙颜列为“神品第一”，赞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弃，当为隶楷极。”足见书家对它的推崇。由于书法精美，常有千里之外觅拓本学书者，道光年间曾有人为诗纪其事：“吾家小阮好作字，虎卧跳有深嗜。远来万里求此碑，桂阮颇详王未备。千钱买寄汝一观，朴散风神同北魏。”民国年间，有人伪作“元丰二年（1079年）春社祭祀日十二世孙吉如手拓”的“古本”，以“五百金”高价出售。有人受骗，还自以为得“宋拓最初之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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