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却一片骂声。”
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再次出发了。
“外国人虽然起步晚，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非常规范。”田瑛说。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头脑灵活，牌技长进很快。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作为中国人，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王桂英今年67岁，是“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的秘书长。十几年来，她带领这些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的牌友们南征北战。
她的丈夫赵保国是第一批在西安推广竞技麻将的人。1990年，赵保国还没有从西安国防系统老干处退休，组织老年人在各地参加门球、象棋比赛，偶然接触到了竞技麻将。
“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是看家”。麻将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同地方的麻将有不同的打法，基本以“四组一对”为基础，俗称“推倒和”。
竞技麻将在此基础上细化规则，规定了包括“十三幺”“七小对”“边张”等81个番种，不同番种对应相应的分值。比如“边张”是1分，“十三幺”是88分。一把牌至少凑够了8分才能和牌。另外还规定了从摸牌到出牌的思考时间不能多于10秒。更重要的，竞技麻将不挂彩头，练习和比赛都是用筹码或者扑克牌记分。
赵保国喜欢上了竞技麻将，“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尽办法组织大番牌，可以防止老年痴呆，还可以磨练性格。”他在西安老年体协办了多届竞技麻将培训班，2003年，成立了纯民间组织“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他当选为会长。“联谊会”发展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名牌友。
1990年代，王桂英就跟丈夫学了竞技麻将的规则，在一些小型比赛中做裁判。直到2000年，第一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她第一次作为运动员上场参赛。
“心情截然不同。”王桂英说，“当裁判按着规则来就行了，真正打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每次要舍牌的时候就特别为难。”这位前老干部工作者一辈子急脾气，快七十了，讲起话来仍语速飞快。
“那场比赛我简直成了炮手。”王桂英不服气，“回家我就开始练，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还能不会打。”白天上班，每天晚上她一个人守着一桌麻将，一只手拿着参考书对照，另一只手扒拉着摆出不同的番种。“原来记番种都是纸面上的，只有亲自摆牌才能加深印象。”
实战多了，王桂英感受到了竞技麻将的魅力，“打牌就像排兵布阵，把牌从无序组成有序是一门艺术。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所以总也不会厌烦。”
2003年一退休，王桂英完全“陷进去了”，麻将成了她的“营生”。当时各省市组织麻将比赛互相发邀请函，“那会儿没有快递，都是寄挂号信。”王桂英两口子几乎每次都率领“联谊会”牌友参赛。仅2006年一年，他们就外出比赛了六次。
为什么中国人麻将玩不过老外？
麻将，这个起源于中国的古老游戏，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然而，当第五届欧洲麻将锦标赛的成绩公布时，人们发现，前三十名和团体前三十七名的选手几乎都是欧洲面孔，这一结果让许多人疑惑，为什么中国人在麻将上似乎输给了老外？
中国人对麻将的了解和技巧，可能远超欧洲选手，但在比赛的激烈环境下，老外们展示了他们在麻将上的勤奋和专注。他们不仅深入研究麻将的规则，还通过正规的教科书学习，如Winds（风）、Dragon（龙）、Flower（花）等基本术语。此外，他们还参与了课后辅导，从前辈身上学习经验。在美国犹太社区，麻将已经成为了大妈们的精神寄托，她们不仅在家庭和宗教之外寻找自由，还发展了一套独特的麻将认牌体系。
美国大妈们不仅在麻将桌上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她们还发展了麻将时尚文化。麻将桌上的声音、手势和流行切口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时尚界。麻将不仅是一种赌博游戏，更是锻炼大脑和防止老年痴呆的益智活动。它融合了东方文明的智慧，成为了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尽管中国人对麻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老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对规则的深入研究，逐渐掌握了麻将的精髓。麻将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游戏，而是一种融合了数学、策略和文化内涵的高深艺术。在麻将的世界里，每一位玩家都在追求极致的技巧和智慧的碰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麻将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他们对麻将的热爱和执着，都体现了对这种古老游戏的尊重和追求。麻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交流的媒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麻将这一共同语言，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友谊，共同体验了麻将带来的乐趣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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